1928年“二·一六”惨案中，有14位烈士在成都东门外下莲池殉难，其中9位为四川大学师生。袁诗荛是他们中唯一的一名教师。牺牲时，他是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是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国文教员兼附中教务主任。

品学兼优的学生

1917年夏天，一个身板结实、头发蓬松、两颧突出、目光炯炯的青年从盐亭来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国文部。在报到注册时，他苍劲有力地写下了“袁首群”三个字。他就是后来名震全川的袁诗荛。

袁诗荛出身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但他受祖父家学影响较深。其祖父袁辉山为前清秀才，在盐亭、三台各处书院教过书。袁诗荛从小勤奋好学，入校时已有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在国文部的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由于学习刻苦用功，袁诗荛每学期考试的成绩，均为全年级第一。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他毕业，教师和学校都一再挽留他留校任教。

袁诗荛被认为是最守校规的学生，而不是只读死书的循规蹈矩的学生。早在入校前，袁诗荛就是一个勤于思考的活跃人物。在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即受进步教师、著名的革命者孙炳文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春，全国反袁义师群起，张澜先生在南充宣布独立并招募学生军，袁诗荛也起而响应。

当他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后，正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学校广为流传。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本校教员吴虞笔锋犀利的反封建檄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给袁诗荛以强烈的影响。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袁诗荛到校不久，就显示了他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和出色的办事才能。当时，成都学生时兴自办伙食，袁诗荛被推举为预科第一个伙食团总管。上任后，他竭诚为大家服务，办得很有成效，其他年级同学纷纷效仿。同时，他又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学校教学工作和行政管理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此，他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崭露头角，加上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被师生誉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高举五四运动的火炬

五四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风气闭塞的“天府之国”也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

1919年5月5日，《川报》刊登了校友、记者王光祈从北京发回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简讯，立即引起了袁诗荛的注意。《川报》16日关于“五四”运动详情的通讯以及主编李劼人富有鼓动性的案语，点燃了袁诗荛心中的熊熊火焰。

当天，在学校至公堂前的皇城坝广场上，袁诗荛和张秀熟代表成都学生号召各界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同时，袁诗荛和他的同学于5月22日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学生的名义，通电全国。电文这样写着：

青岛卖，中国亡；

章曹死，天下生。

请及时力争国权，释放学生，

慰留辞职各校长，杀国贼以谢天下。

袁诗荛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同学们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不久，领导全省反帝爱国运动的“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张秀熟和袁诗荛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后来，该会改名为“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他们又分任正、副理事长。

在省学联，袁诗荛主要负责对外宣传演讲，促成四川督军熊克武顺从民意通电全国要求“罢会拒约”，颇有叱咤风云的气概。他的战友张秀熟这样形容他：“冲天的干劲，坚定的意志，无畏的精神，丰赡的才华，灵敏的机智，特别是他那在敌人千军万马中纵横驰骋，旁若无人的气概，和声如洪钟，热情洋溢，具有一种魔力的煽动性极强的语言。”抵制日货，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是四川地区五四运动推向社会，动员民众，深入开展斗争的重要方式。

在这些斗争中，袁诗荛始终站在最前列。他成为了“五四”时期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人物。

在奋斗中寻求真理

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而且是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在这方面，袁诗荛也是一员猛将。

1920年5月，省学联的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创刊了。其主编就是副理事长袁诗荛，编辑部就设在学校。他得到同班同学刘砚僧、王维彻等人的全力支持。由于《四川学生潮》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他“唤醒青年，警觉国民”、“打破旧牢狱，创造新世界”的理想，很快成为“五四”时期四川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和学校其他校友办的《星期日》、《半月》、《威克烈》等齐名。

同时，袁诗荛还参加了《新四川报》的编辑工作，并和巴金一起参加了《半月》报社的编辑工作。在两报的工作经历，反映了他在奋斗中寻求真理的精神，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走向革命的历史痕迹。

五四运动的锻炼使他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但还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和学校教员、四川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王右木接触后，他的世界观才开始发生了根本变化。

王右木十分器重他这样的学生，袁诗荛也十分敬重王右木这样的老师。他参加了王右木在1920年9月组织的马克思读书会，学习《共产党宣言》，阅读《社会主义神髓》、《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常常和老师彻夜长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开始怀疑无政府主义。当年12月，他协助王右木办《新四川旬刊》。在共事期间，他结合四川自治运动的得失，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逐渐明确了“赤色化”，即应走十月革命道路。这是袁诗荛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自觉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开始。袁诗荛终于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投身社会实践

1921年夏天，袁诗荛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谢绝了学校一再挽留他当教师的好意，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决心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

他按照王右木“多多散布革命种子，建立川北据点”的要求，来到了张澜主持的南充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他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他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罗瑞卿将军回忆说：“袁老师给我讲了很多新道理，使我学到了一个新的主义，对于挽救中国是个良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罗瑞卿毕业之后，按袁老师的指引，投考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5年，袁诗荛经乡人再三敦请，回到盐亭县担任教育局长。他先后创办了国民师范学校和初级中学，并兼任校长。他手订了师范学校的校歌：“堂聚群英，探讨中外和古今；学成致用，愿追中山与列宁。世界不平须革命，努力役此身，改造先盐亭，行看吾校放光明。”就在这一年，袁诗荛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四川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袁诗荛根据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要求，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为了激发农民斗争热情，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了一本《新三字经》。这本小册子宣传了党在革命时期的路线，20年代在川北广为流传。他描述了农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深重苦难后，大声疾呼：

旧社会，是非混。

到而今，要学新。

要铲除，害人精。

志士们，齐发奋。

寻真理，争平等。

我民众，快觉醒。

打土豪，除劣绅。

铲军阀，灭祸根。

均田产，民共耕。

救穷人，出火坑。

驱黑暗，勇献身。

为人类，布光明。

1927年3月，袁诗荛受省委派遣，到川北开展工作。同时，他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到驻在三台的田颂尧军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和高等顾问，发展统一战线。他还创办了潼属联中。然而，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虽然情势十分危急，袁诗荛却毫不畏惧，继续斗争。他在四川教育界负有盛名，“文章道德、埋头苦干精神，均为一般人士钦佩”，反动派也奈何他不得。

“讲革命，救中国，何罪之有！”

大革命失败后，袁诗荛在三台不能立足了。1927年7月，党组织决定调他到成都，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则是在刚刚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名的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的附中担任教务主任。

当时，在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下，成都乃至整个川西地区的革命运动仍在向前发展，进步学生十分活跃。袁诗荛经常给团员和学生们讲课，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大家做革命先锋和闯将。他还在附中办民众夜校，教工人识字，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

1927年底和1928年1月，中共川西特委先后发动各校师生开展大规模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反劣币斗争。袁诗荛动员一切舆论工具，深刻揭露军阀拥兵擅权、摧残教育、搜刮民脂、祸国殃民的罪行。反动派对其非常痛恨，将其列入了黑名单。特委决定让他辞去附中职务，另租房子隐蔽下来。

特委领导同志通知袁诗荛和别的同志转移。袁诗荛则表示不愿离开岗位，要坚持斗争。2月15日晚上，一位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秘书钦佩袁诗荛的为人，冒险到附中通风报信。深夜，袁诗荛回校，邻居告知某秘书来访。他预感将生不测，但却泰然处之：“迟了，门外到处有狗，走不脱了！”

2月16日凌晨，袁诗荛被捕。反动军法官利诱他：“你今后只要不讲革命，即可不杀。”他怒斥道：“讲革命，救中国，何罪之有？”并质问：“你们指我们有罪，有何证据？你们无故扣押我们，是何道理，应当明白宣布！”说得敌人哑口无言。

未经任何审讯，当天下午4时，袁诗荛等14位同志即被绑赴成都下莲池，临刑前，他正气凛然，和难友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年仅31岁的袁诗荛，身中七弹。他躺倒在血泊中，走完了壮丽的人生之路！

（改编自：陈光复《袁诗荛烈士——漫卷四川学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