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师生在学校“国立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日寇全面侵华，国土沦丧的现实，奋起救亡图存，在抗战的大后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投身如火如荼的四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率先声援“一二·九”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后，又于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之前，川大开始有了一些零星的抗日救亡活动，但参加人数不多。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亡国灭种之祸已经迫在眉睫。川大师生仰望北方，忧心如焚。校长任鸿隽在北平参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时，亲睹“一二·九”运动的浩大场面。返校后，在全校大会上，介绍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指出，此次“华北事变”，是日本“变吾国为彼之附属国”的阴谋。任鸿隽的演说，激起了师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全校集会声援。全体教职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要求“明令讨伐殷汝耕，以彰国法、以卫疆土”。全体同学响应北平学生反对汉奸制造伪政权的正义行动，分别通电全国同胞和北平学生：
“河北少数汉奸，为虎作伥，假自治之名，企图分离国土，破坏统一，本市教界，反对于前，学生继起于后，华北教育，为我中原要域，河北尤为故都所在，国家存亡，实所利赖，愿我举国同胞，一致声援，作北平学生后盾，誓死反对一切脱离中枢之非法叛国组织，力争领土完整。生等引领北望，不胜怀慄危惧，临电神驰，诸维亮察。国立四川大学全体学生同叩巧。”
“清华大学学生会，转平市各大学学生会均鉴：殷逆叛变，举国痛心。北望故都，惄焉如擣，我同学处此艰危环境，倡导爱国运动，颠扑相继，不稍屈挠，奋斗精神，至堪钦感，敝校同学，誓作后援，共争领土完整，谨此电慰，诸维鉴察。”
这两封电报，是四川地区最早发出的声援“一二·九”运动的电报。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国立四川大学学生爱国热情高涨，要求全民团结，一致抗日。1936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激起了成都人民特别是学校学生的极大愤慨。出于民族义愤，群众砸烂了日本人下榻的大川饭店，打死两位日本浪人，捣毁了销售日货的商店。冲破了四川沉闷的政治空气，促进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建立成都民先队
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由北平发展到成都地区。
受北平中共党组织和“民先队”总部派遣，共产党员、民先队员韩天石和王广义(王潞宾)来川大后，联合成都本地进步学生于1936年10月初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地方队部(简称成都民先队)。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
1936年暑期，校长任鸿隽为了改变学生来源，在平、津、沪等地招生。中共北平市委指示韩天石、王广义两人报考国立四川大学。中共党组织和全国民先总队部给他们的任务是到成都后，首先在青年中开展救亡组织工作，建立“民先队”的组织。1936年9月18日，韩、王偕同十余位北平学生到达成都。
当时，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学生周海文、胡绩伟，文学院教育系学生彭文龙等，在平津救亡运动的鼓舞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阅读进步书刊，和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接近。车耀先有意识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团结对外、挽救民族危亡的方针政策，以启发他们的觉悟。这样，在车耀先周围聚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个革命活动中心。同时，周海文等通过同班同学结识了韩天石和王广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很快便熟悉起来。
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胡绩伟等分头串联了国立四川大学的进步学生，于1936年10月初，在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宿舍里秘密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地方队部成立大会。选举韩天石为队长，王广义、周海文为队部成员。在四川中共党组织恢复以前，成都民先队领导和推动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成都民先队成立后，很快在校内吸收一批思想进步，拥护中共抗日救亡主张的积极分子加入，如邓照明、熊复、汤幼言等。队部指派王广义和胡绩伟分工编印《民先汇报》和《M·S》周报等内部油印刊物在民先队员中传阅，并系统组织队员学习民先队的纲领，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知识。
民先队员在推动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组织学生参加援绥抗日活动，带领同学进行街头宣传，讲演，发起募捐、义卖，参加声援上海“七君子”大会等等。为了更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广大爱国学生，民先队部决定发动队员参加建立“成都学生救亡联合会” (简称“学联”)，彭文尤、邓照明等被选为“学联”领导成员。
呼应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从理学院物理实验室的收音机里收听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个震动人心的消息。国立四川大学民先队员立即开会讨论事件的性质及应采取的方针，决定以“学联”的名义发布对付时局的宣言，赶印传单，到少城公园、书店、茶馆，酒肆散发，张贴在学校各处，同时向民众讲演，披露事件真相。
韩天石、邓照明、汤幼言（丁洪）等十几人在理学院成立歌咏团，这是成都地区最早的歌咏组织。那时经常唱的歌曲有《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枪口对外》《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等。对“西安事变”的广泛宣传，使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十分振奋，认为抗战有了希望。
“西安事变”之后，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省府主席刘湘，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经过共产党员张曙时的积极工作，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于是，四川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取得有利的发展条件。
在新形势下，国立四川大学民先队员根据队部的指示，更广泛地在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采取读书会、歌咏团、墙报社、联欢、郊游、座谈会等形式，发动和团结同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彭文龙、熊复、汤幼言（丁洪）等在法学院组织寒假读书会，组织同学阅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和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茅盾的《子夜》等，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胡绩伟组织的读书会，还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康乃尔在1936年10月转来国立四川大学史学系之后，仍积极从事救亡活动，很快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
成都民先队的建立，不仅团结了成都各大、中学的爱国进步青年，而且推动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1937年3月15日，成都三十六个救亡团体发起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成都十方堂召开成立大会。韩天石、康乃尔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韩天石、康乃尔、彭文龙、张宣、周海文等被选入常委会，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上是以民先队为核心的成都各界群众统一战线性质的救亡组织。它的建立适应了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推动了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7年6月，民先队成都地方队部和共产党员饶孟文(饶世俊)领导的“海燕社”合并，并改组了队部领导班子，由韩天石任队长，周海文任副队长，彭文龙管宣传。组织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队员增加到二百余人，并建立了区队、小队等下属机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动全国。当天下午，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天明歌咏团”在东丁字街正式成立，汤幼言（丁洪）、郭琦(郭先泽)、邓照明、张启钰、张万禄等成为第一批团员。会后，与会全体成员打着“天明歌咏团”的横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枪口对外》《毕业歌》《五月的鲜花》等革命救亡歌曲上街游行，并到成都电台教唱救亡歌曲，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激起了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
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派张黎群、肖泽宽回成都，在青年学生中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四川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国立四川大学有不少进步学生参加。
1937年秋，大批新生入校。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转学和借读生也相继进校，他们中有一批共产党员，增强了国立四川大学的进步力量。
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在民先队中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震惊。1938年1月26日，蒋介石重庆行营电饬四川省政府严查民先队的活动，并“克日复呈”，企图用分化瓦解和镇压的办法，打击民先队员的活动。这表明国立四川大学民先队的活动卓有成效。
1938年5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根据党的组织业已恢复和发展，民先队员90%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情况，为了统一力量，加强领导，决定结束成都民先队的组织活动，国立四川大学民先队组织也相应撤销，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
（节选自：《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