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先队的建立和工作的深入，国立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建立统一的领导全校师生进行抗日救亡的组织，不仅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逐步具备了各种条件。
声援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打退日军进攻，收复了百灵庙。这个胜利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全国救国联合会号召援助绥远抗战。11月28日，文学院史学系学生康乃尔、法学院法律系学生王玉琳(王怀安)等在学校发起召开了全校学生声援绥远抗战大会。会上成立了“川大学生援助绥远抗战会”，并致电慰问傅作义部，电文指出：“伪匪犯境，溥天共愤。将军身先士卒，摧坚陷阵，为国保土，履冰卧雪，捷音频闻，钦佩曷极，更望将军及我前线忠勇将士奋坚毅之精神，力挞丑虏，保卫北疆。同人虽偏处西陲，敌忾同仇，愿为驽钝，以为后盾”。
“援绥会”是一个半合法的组织，学校并未批准，但可以公开活动。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教师学生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虽然随着绥远抗战的夭折，“援绥会”也就停止了活动，但是它在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中造成了相当浓烈的抗日救亡气氛，为成立统一的全校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做了准备。
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诞生
“七·七事变”翌日，成都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了援助平津抗战将士的市民大会。7月31日，由康乃尔、王玉琳等人发起，在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至公堂召开了学生声援华北抗战大会，决定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王玉琳和康乃尔分别担任了“后援会”正、副主席。在川大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推动下，成都各校相继成立了学生抗敌后援会。
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其纳入控制的范围，决定出面组织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7月17日在召开成立大会时，成都民先队的成员和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到会人数最多。康乃尔等被选进“省抗”，担任常委，彭文龙、王玉琳分别担任抗敌后援会成都西、东城区指导员，负责组织、领导两个城区的抗日救亡活动。“省抗”的牌子虽然挂在国民党省党部，名为官办，但其活动实际上是中共和成都民先队在掌握和推动。
“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立后，要求省内各地、各界、各部成立抗敌后援会。国立四川大学秘书长孟寿椿正苦于对学生抗战后援会无法控制，便于1937年8月14日，以学校的名义，在文学院礼堂成立“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企图掌握后援会的领导权，控制川大学生救亡活动，将其纳入国民党指定的轨道。但是，由于进步力量事先做了充分的发动群众工作，因而很顺利地进入了“后援会”的执委会。
在成立大会上产生的二十七个执行委员中，又推选张颐、孟寿椿、李炳英、熊子骏、黄宪章、康乃尔、王玉琳、顾葆良、刘成壁九人为常委；然后在常委中产生张颐、孟寿椿、康乃尔三个主任委员。在九个常委中，真正顽固的仅孟寿椿一人，在政治上极为孤立；张颐是学者，不大管事，政治上倾向地方势力；其他七个都是倾向进步的师生，尤以黄宪章教授和康乃尔、王玉琳起的作用最大。同时，常委下属三个组也基本上为进步力量所控制，组织组由民先队员彭文龙任组长，宣传组由倾向进步力量的江序丰任组长，总务组长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推选了职员龚曼华。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学生和爱国教授占了绝对多数。
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
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成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救亡工作。在第一次常委会上，讨论了十项救亡提案。8月25日，第二次常委会上议决设立“战时常识编译委员会”。9月2日，常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对农学院杨开渠教授捐献8月份薪金260.6元作抗敌费一事，决定予以表彰；又研究了欢送川军出川抗日的办法以及宣传组与成都电台交涉播音讲演事项等。
按照“省抗”指定地点，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负责少城公园、中山公园、提督街、西御街、东御街、祠堂街、外东九眼桥、南较场、文庙西街等处的宣传。进步学生每日走上街头演说、演唱、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抗日将士募捐等，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除了在市内宣传外，又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到温江、郫县、新都、新繁、德阳等县进行宣传。在广大农村传播了抗日救亡的火种，也深刻地教育了同学们自己。
9月11日，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以张颐、孟寿椿、康乃尔三主任委员的名义，致函省抗敌后援会，要求举行全省各界“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会，“鉴往察来，阐明敌人之侵略政策，而使人民一同奋起，群策群力，以赴此非常之难”。在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和成都民先队等团体推动下，9月18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组织了有十万市民参加的“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0月，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歌咏团应交通部成都电台之邀，多次到台播唱，向全市、全川、全国人民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表达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同时，又组织了文、理、法、农各院教授到电台演说，每周一人，轮流前往。教授们深入浅出、情理交融的演说，在社会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国立四川大学话剧团也经常走出校门，演抗敌话剧，深受民众欢迎。
1937年秋，为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国立四川大学全体女生和一部分男生仅用6天时间，缝制棉衣1075件赠送川军。同时收集了旧衣服数百件赠送战区难民。9月5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在少城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盛大的川军出川抗战欢送会，国立四川大学以抗敌后援会名义向出川将士赠送毛巾1200条，毛巾上印有“努力杀敌”四字；赠献锦旗16面，旗上分别绣着“为民族解放而抗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为了扩大宣传，造成舆论，专门组织了二十多人的献旗团，他们冒雨持旗前往会场，庄重地捧献给了川军将士。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的扩大，一些爱好文艺的进步学生，立志拿起文艺武器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在文艺研究会成员方敬、张宣、蔡天心、缪光饮（缪海稜）、倪明(倪受禧)、陈照藜(陈思岑)等人的吸引下，大量加入文艺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继续出版《文艺月刊》，开展墙报、座谈会、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培养进步力量起了较大作用。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之后，蒋介石企图对日妥协。1937年底到1938年，国统区出现了暂时的倒退逆流，其突出表现是国民党企图夺取各抗日救亡组织的领导权，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在四川，国民党省党部对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有所限制，并以经费困难，要求精简机构为名，企图把抗日救亡的骨干分子从“省抗”和各基层组织中排挤出去。
1938年3月，孟寿椿突然宣布改选抗敌后援会。进步教授黄宪章和康乃尔、王玉琳等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被排挤出去，国民党顽固派篡夺了领导权。改选后的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官办组织。
1939年初，四川省抗敌后援会被国民党省党部取消，另成立官办的“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也于6月1日正式宣布结束活动。
（节选自：《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