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被誉为“川北圣人”“今日之管仲”和“党的益友”。1902年，张澜入尊经书院学习，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学校，实行新式教育。1911年后作为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之一，先后任川北道宣慰使、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1926年至1930年，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1941年，他组织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抗战时期，张澜为抗日救国建立民主统一战线而多方奔走，曾多次寓居成都，在成都多地特别是有“四川民主堡垒”之称的四川大学周围留下了许多印记。
一、主持慈惠堂，开展民主活动
抗战时期，张澜除居住在重庆的民主之家——特园外，1942—1943年间曾寓居成都城南外“怀远山庄”。1943年，成都著名的慈善团体慈惠堂理事长尹仲锡老先生逝世，临终再三要求张澜继任慈惠堂理事长一职。“张澜先生起初不愿担任，经不住理事会再三敦请，他感社会救济事业，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何况还可以借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和民盟盟员，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于是表示同意”。
张澜担任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后，对内部整理，扩充整顿，厘定规章，加强工作效率，力求使慈惠堂下属的孤儿、女婴、老人救助事业走向职业化、社会化的道路。他上任后，将原慈惠堂领导层中一些碌碌无为的人解雇，另聘王干青、李筱亭、杨伯恺、张万禄、李相符、周列三、肖华清等担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共党员或民盟盟员。他们在慈惠堂内除积弊、创新规、抓生产、促教育，很快使慈惠堂面貌一新。
党员和民盟成员还以慈惠堂为掩护开展民主活动，如地下党员袁观、岳小平等在慈惠堂下属的培根火柴厂内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宣传革命理论，并经常组织民盟基层组织和进步人士在此开展活动，受到盟内外群众好评。袁观之弟袁钊在慈惠堂担任收租员，经常利用此身份到温江、郫县等地进行地下工作。
任职慈惠堂后，张澜把家从怀远山庄搬到了川大附近培根火柴厂后院几间又矮又小的旧房中，他的大女儿张茂延也从金陵大学转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读书。张茂延秉承父志，中学时期就入了党，同时也是民盟成员，积极从事着党和民盟的革命工作。这间小院就成为川大党小组及学生中民盟成员秘密开会的场所，张澜夫人也成了他们的义务招待员。
张澜常在这里与四川各界人士接洽，展开对川内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刘文辉、潘文华就是1944年在这里秘密填表加入民盟组织的，这增强了西南地区的反蒋实力，也大大缓解了民盟的经费困难问题。西南地区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许多知名人士 ，受到张澜的影响，大力支持民盟的活动，乃至加入民盟组织。这些进步力量在成都的活动，有不少就是在慈惠堂所属单位内进行的，这一时期慈惠堂亦成为了成都的“民主之家”。
二、拒绝东下，留蓉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中华民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张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积极奔走。5月3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民盟总部负责人也在5月间相继由重庆飞返上海、南京，民盟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兰家庄及高门楼。
然而此时的张澜却未东下，而是由重庆回到成都，原因有三。其一是为了继续完成毛泽东托付的重任。早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张澜时就谈到内战不可避免四川怎么办的问题。一旦内战爆发，他希望张澜先生能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争取地方实力派，张澜早已做了工作。而今，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毛泽东的嘱托犹言在耳，完成毛泽东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此其时矣！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去南京，暂时退出和谈，乃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无声抗议。抗战以来，张澜“和蒋介石谈话十次上下”，直言国是，“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胀”，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政协决议刚刚通过，国民党当局便制造了一系列血案和反共事件。为避免内战，他虽已年逾古稀，仍为调停内战奔走。但国民党执意内战，和谈无望，张澜极为愤慨。当邵力子劝他早日赴南京时，他说：“既然要打，我来南京何用？”
第三个原因，四川为民盟的发祥之地，民盟总部设在四川有五年之久，民盟四川省支部又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支部之一，盟员最多，党盟交叉的也不少。在大多数民盟领导人离川赴京的情况下，四川亦需要有人留下领导盟务，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发展壮大西南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以造成国民党的后顾之忧。张澜回到成都后，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一方面又不时对宁、沪的民盟工作给予指导。
三、应对反动冲击，将生死置之度外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假面具，派大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7月15日，他在庐山发出狂言：“一年内看我剿共成功！”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强了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更加疯狂地镇压反内战运动。1946年6月，国民党在全国逮捕了一万三千多人；7月，封闭了反内战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一百多处。
张澜到成都仅仅两个月，反动派便在成都制造了“奚致和案件”。奚致和系民盟盟员，川北著名的工商业者，与张澜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长期为民盟筹措活动经费、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营救过张澜的秘书沈伯常，因而反动当局对他恨之人骨、叫嚣“奚致和是民盟的财政部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年6月30日，国民党成都当局逮捕了奚致和。奚致和被捕，张澜极为愤慨，他说：“看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能横行到几时！我断言，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他积极设法营救，民盟组织亦委托盟员律师担任辩护人，盟省支部亦在报上发表声明，驳斥国民党反动报刊对奚致和的诬蔑，迫使反动当局于1948年夏宣判奚致和无罪。逮捕张澜的挚友，只不过是给张澜发出了一个小小的信号，其背后包藏着更大的阴谋，潜伏着更大的杀机！
7月11日，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7月15日，闻一多也倒在血泊中了……这真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闻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声援民主战士的唁电纷至沓来。
张澜闻此噩耗，极为悲愤，“逾数分钟后”才沉痛地说：“余甚惋惜，余甚惋惜。除惋惜外，余认为政府实太不明智！”他立即通知南京民盟总部，请其立即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张澜还要求民盟昆明支部与国民党昆明当局“切实交涉，务求得真相，捕获凶手，公之于世，并保证不再有相类似之事发生”。他还认为，目前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只是“曙前一霎黑暗，惟有冒万险撑耐过去，始可见光明之来临”。
7月18日，张澜为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闻“是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放纵指使，必有背景”。他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断然决定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立予彻底废除；（二）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三）明令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彻惩。
为了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恶，推动民主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民盟四川支部于8月18日在成都举行四川各界人士追悼李、闻大会。这天，仿佛天公也解人意，雨水权作悲泪不断倾泻下来，为追悼大会增添了几分悲壮的气氛。冒雨赴会者达两千多人，张澜也抱病出席。灵堂前布满了花圈、挽联、祭嶂。张澜送的挽联所书挽词表达了与会者的共同感情：昆池为热泪流积，所悲国家人才，连遭毒手；历史是鲜血造成，要争政治民主，岂惮杀身。
追悼大会上，张澜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及李、闻家属含泪致答词：“李、闻两同志之死，系民主运动的最大损失。假使政府还像一个政府，那就应该严办凶手，及幕后主使人；假使政府要顾全自己的威信，也应该保障民主人士的安全。希望政府不要马虎办理这两件血案，使真正的凶手及幕后主使人逍遥法外。李、闻两同志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仆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本人决定步两同志后尘，为中国的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答词充满激情，铿锵有力，如投枪，似匕首，字字击中敌人要害，是又一篇“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似的演说。
当会议结束，张澜随着人群缓缓步出会场时，特务们趁机在人群中制造骚乱，一个身穿蓝布衫的特务抛出一包豆豉直向张澜打去，张澜镇定自若地踏上早已准备好的私包车。接着，又一包豆豉飞来，杨伯恺、张志和、范朴斋等高声招呼：“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只见一穿黄色农服的特务冲上来，将一装满红色毒药水的玻璃瓶向张澜坐的车子猛掷过去，但只是击中篷架，碎片击伤了张澜额部，药水溅了一身。在沈自强和吕光光的护卫下，张澜乘车回到九眼桥培根火柴厂家中。
医生为张澜额部取出玻璃碎片不久，正好《华西晚报》记者前来采访，张澜指着玻璃片对记者谈：“此即凶物也！彼等鼠辈行为，殊觉可怜，殊觉可怜。希告诸公众，余伤不其重。”他还说：“此种有计划之幼稚行动，只暴露当前政治的黑暗，手段的卑劣。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决不能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随后，他对记者表示了自己的坚定立场：“为了争取国内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追悼会后，清理完会场正行进在归途中的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也被特务殴伤。张澜、张松涛被特务击伤的消息传出后，慰问函电纷纷从各方飞来。有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共政协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及吴玉章、民盟总部各总支、各界知名人士等。各方还纷纷致函国民党有关人士并转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严缉主犯。慰问和抗议的过程，实质就是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专制罪恶行径的过程。国民党当局为了应付全国人民的舆论谴责，撤去了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徐中齐的职务。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李闻惨案”和击伤张澜事件，并没吓倒张澜这位民主老战士和广大的民盟成员。相反，他们都从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决心更紧密地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而斗争。张澜等还将民盟的主张公告蒋介石，表明民盟致力于国家和平、民主、统一的立场。
由于国内形势极为严重，周恩来特电吴玉章敦促张澜东下，主持民主运动。行前，张澜嘱托秘书沈自强为其照料家事。他对沈说：“在政协决议未实现之前，民盟根本不考虑参加政府。此行将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目前形势非常严重，国民党背信弃义，蓄意扩大内战，可能对民主人士进一步采取迫害手段，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我不能回川，希望你们要继续坚持工作，必要时可以转入地下，将我家属送回南充。”10月，张澜乘飞机离开成都。
四、关怀青年，指导成都学运
张澜一直关心青年成长，在蓉期间除多次通过张茂延等民盟成员指导国立四川大学民盟发展外，还积极参加成都市内学生组织的进步民主运动。
1944年10月7日，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的12个学生团体主持国事座谈会，张澜应邀参加。座谈会在华大体育馆举行，参加学生达两千余人。会场贴满质问国民党的标语，如“中原失败原因何在？”“失职将领如何处罚？”“中央当局屡次声称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何以至今未有具体表现？”“是否即将开放政权组织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为什么政府加以种种干涉和限制？用枪代戒尺，用特务代训导？”等等，当张澜走上讲演台时，首先指着那些标语大声诘问。（全场热烈鼓掌）他说：“你们不是受着种种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事吗？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很中肯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反面就是不民主。我们要问：何以政府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时局危险到如此境地？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因此，就出现种种困难并使时局成为如此危险。参政员只是政府指定或圈定，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所以官吏贪污，法令繁多而扰民，民不聊生，财归私人，军队里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兵到那里去了？军官把它吃了。”全场掌声不绝。接着，他引用了冯玉祥“壮丁变成瘦丁、病丁、死丁”的话，说：“中国危险到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为抗战救亡计，实行民主才能全国团结，人才才能集中，政治才能革新，扫除一党专制腐化的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最后他坚决地说：“现在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府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么，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会场上掌声不断，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民盟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相呼应，张澜在1944年至1946年间，先后三次在华西坝五所大学集中的地方进行讲演，号召大学生们关心国事，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贪污腐化，实现联合政府等，深得学生和进步教师的拥护，大学生和教师参加民盟的日甚一日。成渝的各种学生运动在党领导下，都有民盟成员参加，他们与党员配合行动，成为党开展工作的有力助手。
参考资料：
1. 《张澜与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2. 戚如高、潘涛著《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3. 沈自强，《我所知道张澜先生在成都的革命活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本文作者：甘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