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禹，字怀锐，1900年5月出生于四川新津县仁和乡。父亲刘长跤，号南轩，是前清秀才，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乡中亦捐资兴学，造福乡梓。1914年，刘绍禹从成属联中（今石室中学）毕业考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期间他订阅了《新青年》，开始接触科学与民主思想，并与学校进步同学一道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由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依阿华州格锐乃尔大学，攻读教育学。1923年，他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心理学专业。芝加哥大学当年是美国两大杰出人物杜威和安吉尔领导的机能派心理学的研究中心。刘绍禹于1924年在该大学顺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而后考入该校研究生院，于192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在读研究生的三年中，他在当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卡尔的直接指导下，以严格科学的方法，在实验室研究白鼠的学习行为，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资料和数据，写出了有创见的博士论文。

1927年，因为在校期间优异的表现，刘绍禹得到导师卡尔教授的推荐，参加了著名的全美自然科学家学会。卡尔教授认为他学业成绩优秀，很有发展前途，再三留他在美国继续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但他热爱灾难深重的祖国，考虑到要振兴中华，心理学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诸领域都很有用处，婉言谢绝了卡尔教授的恳切挽留，毅然于1927年11月返回祖国，接受了当年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的聘请，担任该校教授。

一、投身教育，建设高校心理学系

刘绍禹先生归国之时，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方兴未艾，蔡元培、陈大齐等在北平和南京率先开始建立心理实验室和心理研究所，进行中国早期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地处内陆的四川，在引进西方教育科学及心理学研究方面的风气相对落后。刘绍禹回国后，积极宣传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和成就，倡导科学、实验及客观的方法，培养新的教学、实验和研究人员，为把当时的国立成都大学的教育哲学系改为教育心理系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他在国立成都大学开设了许多心理学课程，如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验与统计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高级教育统计学、应用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卫生、心理学史等等。其中很多学科均由他自己亲自讲授。他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翻译当时国外的心理科学名著，尽力为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科研的人员提供教材和参考资料。他在教学活动中，不但注重理论，也非常强调实践和实验室实验，指导学生们观察。如他在主讲生理心理学时，便把显微镜拿到讲台上，让学生亲身观察白鼠脑切片所显示的神经原与突触，并教学生学习组织切片和染色等技术，这在当时的大学教学中是不多见的。

其次，在学校心理学系的图书设备建设方面他也费尽心力。1930年，经张澜推荐，刘绍禹出任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设在国立成都大学的教育心理学讲座的教授。他利用该基金会提供的出国经费，去美国东部考察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校的心理学教学情况以及他们的教学设备和科研活动，同时，利用他们各校的图书馆藏书，研究了有关心理学的最新著作及研究成果，收获很大。回国时，当时的国立成都大学已经与国立成都高师、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刘绍禹为新成立的国立四川大学的教育心理学讲座购买了类似芝加哥大学心理实验室的全套仪器，并添购了新出版的心理学书刊多种，把从前已订购的美国重要的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期刊中缺失的部分，全部从旧书店里补齐了。在他的努力下，当时的国立四川大学教育系的外文心理科学书刊，储备之丰富及心理学实验室设备之齐全，既是全国有名，也是西南各大学之冠。

他为学校心理学教育延聘人才。1936年，刘绍禹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教育心理学讲座教授并兼任教育心理学系及教育学系主任。在兼任系主任时，他不分学派、不分地区、不遗余力地多方延聘对心理科学和教育科学博学多识、深有研究的专家来川大任教。其中如高觉敷、常道直、 沈有乾、薛鸿志、黄方刚、罗容梓、马师儒等，均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人才济济的国立四川大学迅速成为教育学、心理学的科研基地之一。

二、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成就

1.提倡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刘绍禹先生提倡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教育方法，他将以实验为基础的各派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介绍到四川，正如其言：“心理学的研究，不仅要以实验为基础，而且要对实验结果的解释提出合理的假设和理论，更重要的是发现心理活动规律。”1928年冬，刘绍禹教授在国立成都大学教研究会作题为《现代心理学之派别》的学术报告，他主张现代心理学大致可分为4大派别：即构造心理学、行为心理学、机能心理学、完形心理学，并把各派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总结了各个派别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的优缺点并指出：“我们学心理学的人，不应蔽于一人一派的学说，当扶长弃短，融会贯通，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态度。”从而给研究现代心理学的人指明了方向。1936 年回国后，刘绍禹在国立四川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讲授以实验为基础的各派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

2.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

1936年10月，刘绍禹教授在中华儿童教育社成都分社的讲演中，对研究儿童教育应注意之点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成立，其目标侧重于学术的研究。儿童研究的目的，在于养成健全的儿童，使之日后成为健全的国民。因此首先须对儿童有深切的认识与了解。其智力的高低，环境的优劣，身心的发育，品格的形成，兴趣的趋向，情绪的发展 皆须一一明瞭，然后施诸儿童，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认为以往的儿童教育者多取材于欧美，这是绝大的错误，我们不能拿他人研究的成果来供使用，因各个地方都有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需要。如果用美国的儿童智力测验来测中国儿童，便不适用，所以对儿童学的研究，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审慎的态度、隼余智之所长，以求获得培养健全儿童所需的方法。他认为研究儿童学，应注意下列几点：1.勿图速效，警惕欲速则不达。2.勿因致用始研究，当 “为科学而研究科学”。3.宜注意研究的方法。诸种方法，各有短长，当有所抉别，舍短用长。4.解释宜审慎，须注意数事（1）避免成见；（2）不求张扬；（3）勿以成人之心度儿童之心。5.团体合作。首先，一人 “沉思默想”之所得，不如 “集众智之所长”。其次，有些问题，如智力测验、学力测验等， 有赖于研究者的共同合作。最后，从事科研者，需同道者精神上的刺激与鼓励， 而后方能持久。

1937年5月，刘绍禹教授在《教育谈》杂志上发表了《儿童的精神卫生》，他在文中着重指出：“精神卫生是运用心理学上的事实与原则来保持与促进精神的健康，目的在养成健全的人格。”他总结了6条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情况。他认为精神健康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得到的，必须从儿童时期加以培养，因为种种习惯都是在这个时期埋下根基，所以对于作父母师长的人，都应该用精神健康的原则来训练儿童。刘绍禹教授对训练儿童的精神健康提出了17条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在当时显得非常卓越而先进，直到现在仍值得作父母师长的人反复阅读和学习。

3.遗传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1949年刘绍禹教授曾在成都当时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遗传与环境问题批判》的广播文章，对教育界、心理学界这个若干年来颇有争论的问题作了科学的论断，他认为左右个体发展的力量不能偏重一方，遗传与环境均不能忽视。遗传与环境都是超个人力量的注重，已成为现代心理学发展之一种明显的趋向，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刘绍禹教授对遗传与环境之于个体发展谁的影响大的争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说：“事实上个体的发展是遗传与环境交相影响的结果，而绝无任何一种心理品质的发展可以没有遗传的基础或是可以不需要相当环境来培育它的”，因此，“遗传是个体与亲族间之联系，环境是个体所处的历史的空间，无论时间上多么久、空间上多么远的事件，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个体的发展。个体发展是由遗传与环境二因素共同决定的”。

1930年刘绍禹创办了《现代教育》刊物，后改名为《教育半月刊》。他本人也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和实验报告，对当时世界心理学的派别，对记忆与理解以及对遗传、环境与教育间的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在解放前十余年间，他先后培养了心理学、教育学大学本科毕业生四五百人，其中许多人在解放前后的川内外大专院校任心理学教授、讲师和师范学校教育、心理专科教师及省市教育厅局和中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人员。

三、在四川大学的教学实践

1.在教学制度方法上的改革创新

刘绍禹在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期间，致力于对该系的教学体制进行改革，将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分为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材教法和中、小学教育4个组，在更为细致的专业划分后因材施教，进行更为精深的专业学习和实践。通过这样的改革，教学系专业划分更为明细，课程设置更具针对性，研究方向更加明确，益于学生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大大促进了该系的发展。

在实际教学中，他也努力将实验的方法融入教学实践中，如采用入学考试的办法来甄别学力，预测学生是否具有受某种教育之学力的教学改革。他在《入学考试之正确性》中提出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入学考试成绩是否与学校成绩有密切关系？第二，入学考试科目中，是否有哪些科目更具有预测的特性。刘绍禹通过分别求取了教育学系、中文学系、外文学系、史学系的学年总平均入学考试成绩之相关率，绘制学年总平均入学考试成绩之相关图进行研究。并依照斯达奇之标准，用所得相关率，对相关关系的做出了相应判断。

刘绍禹教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用科学管理方法处理系务，治理校政。解放之初，他曾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教务长，他在任上积极主张提拔青年行政干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办教育、作科研的指导思想，努力学习党的教育方针。他把当时四川大学6院、25个系、8个专修科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人事关系、教学工作、教学组织及教学设备等有关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积极稳妥。对从旧川大过渡到新川大阶段有关教学改革、改造工作做出了贡献。

2.在教育实践中主张以德为本的教学理念

在教育中，他一贯主张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特别赞同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说学生有智力高下之分，天才终是少数，但只要好学，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自立精神，职业上便是平等的，人格上便是高尚的。1948年元旦，他发表在《教育半月刊》复刊第5期上的论文《在大学四年中能学些什么？》一开头便指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大学生注意的问题。”接着，他从“学问、认识及风格三方面”来谈：在“学问”上，他强调大学生必须做到：1.了解专业的内容及其发展现状；2.知道并掌握研究的方法和程序；3.善于使用工具、仪器、量表及统计方法；4.至少学会一门外语，能阅读运用。在“认识”上，他认为大学生必须首先认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其次，必须认清时代；在“风格”方面，他反对“琐碎偏狭、记小恨、报私怨、上谄下骄”等“小人的作风”，而主张“大学生应保持独立自尊的人格。应辨是非黑白，讲公理正义，行为要光明正大。玩手段、耍滑头，鬼鬼祟祟的事，一概鄙弃不为。更不应该为一己的利益，不惜丧失人格，作他人的工具”。他教育大家随时记住孟子的话：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归纳起来，他认为大学生在四年中，应该：1.奠定做学问的基础；2.确立先大我而后小我的人生观；3.养成独立自尊的风格。他后来还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缺一不可。人人都应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是他对学生、对子女的要求，也是他一生的教育理想和个人行为准则，非常珍贵。

3.以毕生行动践行教育理想

刘绍禹先生热爱教育事业，关心青年上进，对他们既严格要求，又不断教诲，殷切鼓励，从不呵斥。如发现学生在学习理解上有困难，总是用各种方法反复诱导，使学生感到刘老如春天一样和煦温暖，催万物生长。他却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青年学生。如1935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考虑到四川青年聪明勤奋、却多清贫，不能完成学业，曾与叶麟（石荪）教授筹商设置川籍学生助学基金。抗日战争时，川大教育系一个贵州学生患精神病，生活困难，他大力支持医治，直到资送回家。1936年，有一个只见过一面的贫困青年准备赴京参加留学考试，缺乏路费，他便主动以100银元资助。解放后，有人提及这件事，他已遗忘，不再记得了。

刘绍禹先生毕生向往革命，反对倒退，无论是在解放前的敌后进步斗争中，还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建设中。在1947年后，他对教育系16届部分进步学生创办的私立桂溪中学的勤工俭学，学用结合，面向社会，全面育人的大方向给予大力支持，并亲自出任理事，捐助经费。对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悉心指导，并指导教师结合教学进行心理实验。该校两次被查封，他始终支持不懈。对大学生中的革命组织“中国教师社”的进步活动，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声援教师罢教”运动等，都给予积极鼓励，并冒险掩护进步学生。刘绍禹教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40年代末，时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为了请他出任校务长，曾“三顾茅庐”，而他却隐居在离学校较远、交通不便的狮子山，不愿就任。解放后他却欣然接受四川大学领导工作，先后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5月，因院系调整的原因他被调任四川师范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9年12月，出任四川师范学院顾问。先后担任过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暮年时他曾回忆：50年代，在四川大学工作期间是他一生中工作最有成效，也是他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1963年，刘绍禹负责组织成立四川省最早的心理学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同年，被选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后又被遴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十年动乱中刘绍禹的工作受到影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复出指导工作，为我国教育、科研的新发展、新气象感到无比高兴。他经常关心教师、青年学生和晚辈的成长。他殷切地希望，心理学能更好地为培养青少年高尚道德，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四化”建设各方面的需要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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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绍禹.入学考试之正确性[J].教育半月刊，1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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