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败落最为彻底的年代，一批不甘堕落的有志之士企图凭一己之力帮扶正在倒下的国家。具有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历史源头之一）学生和山长双重身份的蜀中宿老宋育仁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国势衰微，不能不兴功利以自救。”

1876年，19岁的宋育仁通过岁考，被选入尊经书院就读。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的经史著作和一些载有新思想的书籍乃至西学著作，既夯实了国学功底，又开阔了思想视野。在书院“通经致用”的育人治学理念熏陶下，宋育仁主张经学不能空言无实，应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撰写出《周礼十种》，其中《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脱颖而出成为书院的佼佼者，获“宋玉”的美誉。

1883年，26岁的宋育仁编著了一部有关部首检字的工具书《说文部首笺正》，书中所列举的汉字同时给出了小篆字形和古文举要，作为治经基础，受士林推崇。

1886年，宋育仁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时值中法战争后，洋务派的“新政”破产，宋育仁对他们“求强求富”产生怀疑并对之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从根本上改革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1887年编写了有名的政治著作《时务论》初稿。在这本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复古即维新论，提倡改革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学习和仿效西方的同时，应追本溯源，复古改制，不能全盘照抄，引领了维新潮流。1889年，宋育仁任检讨一职，逢光绪举行亲政、加冠、大婚三礼，献上洋洋两万余字的《三大礼赋》，爱国之诚溢于言表，光绪称赞不已，官员们也惊叹：“二百年安有此才？”

1891年，宋育仁出任广西乡试副主考，一路目睹了内地疮痍满目，边境水陆门户洞开，他认为改革不可延缓，更不能空谈，应从实际入手，于是编写了专论外交的《时务论外篇》，引起广泛关注。1894年4月，宋育仁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馆参赞，出使欧洲。实地看到与国内迥异的整洁城市面貌和先进工业文明，宋育仁倍感震撼，为探索出一种能让中国也实现这一切的新政治模式，频繁出入于英国议院、学校，积极与各国政治家、学者、工商人士、记者等各方人士交流，了解各国的社会风俗、文教制度、政治构架和运作模式。 8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宋育仁心急如焚，请求归国未果，因公使龚照瑗召回国述职而担任代理公使。此时国内以陆地防御为主的战略已经无效，要想为当前局势解围，必须得有新思路，情急之下的宋育仁与杨宜治、王丰镐等密谋新的对策。他们觉察到日本在全力进攻中国后，兵少财乏，本土显得有些空虚，尤其是作为面向中国的桥头堡和重要港口的长崎，保卫力量并不强大，决定就地组建舰队进军长崎，出奇兵反败为胜。“奇袭长崎”计划在前美国海军将领的帮助下，宋育仁以个人名义向英国康迪克特银行（Coutts Bank）借款两百万英镑（那时伦敦平民月收入仅8英镑），迅速购置军舰、武器弹药，并招募外国士兵，一支以澳洲商会为掩护的舰队即将万里奔袭长崎，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袭即将上演，公使龚照瑗却突然返回伦敦，惊闻宋育仁在短短时间内以自身为抵押，借下了一辈子都无法还清的巨债组建了一支舰队，当即电告朝廷。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的做法，慈禧也认为他“妄生事端”，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立即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宋育仁被迫中止计划，黯然返国，但他超人的胆识与谋略在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归国后，宋育仁将欧洲见闻和自己感受整理为《采风记》一书，并将搜集的西方有用之学对《时务论》加以修改，1895年8月，两本著作同时刊印发行，在京城知识界引起震动，成为了引领潮流的“新学巨子”。

1896年初，39岁的宋育仁受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赴渝后，他以实业救国为念，开办洋车、洋烛、玻璃、药材、煤矿等公司等各类实业，并于京城和沿海设立办事处，推动了四川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期，宋育仁还以股份制方式创办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代销上海《时务报》《湘学报》等，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使四川成为西南维新思想传播中心。

1898年，宋育仁执掌尊经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尊经书院以培育兼具传统素养与科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为宗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设天文、地理、算术、格致等近现代自然科学学科，为四川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同年三月，他与潘祖荫、廖平等发起成立“蜀学会”，将《渝报》改办成四川第一本学术定期刊物——《蜀学报》，并且编印《蜀学丛书》，翻印《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启蒙读物，使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地区宣传维新变法的大本营，学生普遍受到变法维新思想的熏陶。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宋育仁虽远在成都，仍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一方面与杨锐频繁函电往来，为变法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又忧虑变法主张“未从根本”等因素会招致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四川蜀学会，《蜀学报》被封禁，不久宋育仁离职返京。

1916年，受廖平邀请，宋育仁重返成都，受聘为四川国学学校主讲。1917年，担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1918年辞去。1920年，宋育仁任四川国学会会长，公开举行演讲，内容包括各类经史子集，积极推动讲学活动。1922年，宋育仁主办的《国学月刊》问世，每月两册，希望借此延续和扩大国学的影响。

1924年，重修四川通志局成立，宋育仁受任总裁，主持《四川通志》修纂工作，在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他常常感到心力交瘁。1931年，《四川通志》初稿终于完成，全稿共300余册，全部用毛笔缮正线装，填补了1816年清嘉庆年间修志年后四川志书的百年空白。同年12月5日，一生致力于维新与国学复兴的宋育仁病逝。虽然他在国难最深重、国脉最微弱、国人最迷茫的非常年代未能扭转国家颓势，却以“在地化”的维新实践，为四川乃至中国的近代化埋下火种。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宗凯等：《宋育仁思想评传》，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2.伍奕、多一木：《宋育仁：隐没的传奇》，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3.《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4.张杰：《宋育仁 成都办报第一人》，《成都日报》2005年10月24日。

5.伍松乔：《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维新领袖、报业鼻祖宋育仁钩沉》，《自贡日报》2008年12月16日。

6.徐溥：《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

本文作者：高霏